汉武帝平定南越国、统一岭南后，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发展经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社会的稳定，汉王朝实行重农和“以其故俗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广西开发的措施，包括移民南居、屯兵实边、鼓励垦荒，输入铁制生产工具，推行先进的耕作技术。
经过当地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南迁汉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广西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汉代广西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开始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种技术，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改进耕作方法，扩大耕种面积，增加粮食收成。
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水利灌溉、耕作方法的改进以及优良的稻谷品种的培育与引进等，是这一时期广西社会生产力提高和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
1. 铁制工具的使用。
汉代时期，随着岭南与中原的关系日趋密切，中原的各种铁器源源不断地输入岭南地区，加上各级官吏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积极从内地引进“金铁田器”。与此同时，当时广西地区的工匠也已开始制作铁器，使得铁制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比前期明显增多，使用铁器的范围亦日趋扩大。
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种类已较齐全，既有用于翻土的锸、铲、犁铧，也有用于松土的锄、耙；有用于砍伐树木的斧、锯、刀、锛等，还有用于收割的镰等。
出土的犁铧
关于当时广西地区使用铁制工具的种类，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概貌。在广西贵港、合浦、梧州、钟山、藤县、贺州、平乐、昭平、荔浦、兴安、灌阳、全州、柳州等地的汉代墓葬里，出土有种类和数量众多的铁制工具可资为证。
“插（锸）廿廿（四十）八具一郧锄一百廿具十五具” 《东阳田器志》的木牍正面“□具一十二□□□一百一十六插（锸）五十三锄一百一十六” 《东阳田器志》的木牍背面
所谓“田器”，即田间耕作的生产工具。“田器志”，就是墓中陪葬农业生产工具的登记簿。“东阳”是古地名，在今长江下游地区。在广西地区汉代墓葬中出现《东阳田器志》，说明当时广西中原地区对引进中原地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重视。
铁制的锸和锄，是广西地区常见的一种农业生产工具。这些锸的形制与先秦时期的铁锸基本相同，平面呈“凹”字形，刃部呈弧形，两边略侈出，扁薄锋利，上部有凹形空銎，以供安装木柄。锸具有多种用途，既可用于翻土、理埂，也可用于开沟、挖坑。但基本用途是起土翻地。
这种工具具有使用方便、省力和劳动效率高的特点，远非木石乃至铜器等工具所能比拟。锄的形制为直腰曲柄，也具有多种用途，既可用来挖土、开沟和平整土地，也可用于松土和中耕除草。
“锄者，助也，去秽助草也。” 刘熙《释名》云
说明当时的锄主要还是用于田间管理，除去杂草，松土保墒。类似这样的锸和锄，直到现在桂南地区的壮汉民族仍在使用。铁器在农业生产中的普遍使用，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并且为改进耕种方法，深耕细作，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创造了条件。
2. 牛耕的推广
牛耕的发明与推广应用，是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既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又能深耕细作，在农业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开始出现牛耕。地处边陲的广西地区出现牛耕的时间较晚，大约在汉代才开始出现。西汉前期，吕后下令关闭与“南越国”贸易的边市，禁止向岭南输出“金铁、田器、马、牛、羊”，引起南越王赵佗的强烈不满，发兵攻击长沙郡边邑，以泄其愤。由此可知岭南对上述物品的急切需要，其中的马和牛，很可能是作为耕畜使用。
砖画
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贺州莲塘东汉墓发现的两件铁铧，证实当时广西地区已使用牛犁耕作。从史籍记载来看，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年—56年），任延任九真太守时，看到当地人“俗烧草种田”“不知牛耕”的落后状况，于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推广铁器牛耕，使其地“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裕”。
3. 培育和引进优良稻谷品种
广西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西汉时期，广西地区的各大江河流域的河谷平原地带，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普遍种植了水稻，而且已懂得培育、选择和引进适合于本地区种植的优良品种，标志着广西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对保证种植稻谷的优质高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6年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发现有稻粒和书写有稻谷品种名称的木牍，其中一块木简上写有“仓种”，另两块木牍上分别写有“客籼一石”和“客籼”等字。
“仓种”是一种经过选择预留下来的种子。“籼”是一种早熟的稻种，它具有分蘖性强、耐热耐强光的特点，适合于南方炎热的气候。
“籼稻其粒细长而白，味甘香，九月而熟，是谓稻之上品。” 《农政全书》
在“籼”字前冠以“客”字，表明它不是本地稻种，而是从外地引进的一种优良品种。由此可知，当时广西地区除了栽培本地的稻谷品种之外，还有从外地引进的良种。良种的选择，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种植环境，可以增加复种指数或单位面积产量。
4. 种植方法的进步
水稻的栽培，经历了点播、撒播到育秧移栽的发展过程，标志着栽培技术的进步。从考古发现来看，大约到了东汉时期，广西地区已经采用了育秧移栽技术。
与广西毗邻的广东佛山东汉墓出土一件陶制水田模型，其中有一方田里的秧苗似箅子，一组一排，整齐有序，表现了当时的插秧场面，说明岭南越人在汉代已掌握移栽技术。
广西与广东同属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东汉时期的广东已采用育秧移植技术，联系到苍梧南朝墓出土的耙田模型，当时广西也应采用了育秧移栽技术。通过集中育秧，进行早期管理，然后分秧移栽，可以促进单株分蘖，提高产量。这种育秧移栽技术，对后世稻作农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广西各地仍然采用这种方法。
另外，广西地区人们还根据当地温热多雨的气候条件，充分利用地力，种植两熟或三熟稻。
“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
“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 东晋俞益期《与韩伯康书》
汉代以来，广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粟豆、薏、竽以及各种蔬菜瓜果等旱地作物的格局。所有这些农作物的遗迹，在各地的墓葬中均有发现。
5. 粮食产量的提高及储存方法。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后期在今广西境内有户籍的人口大约是40多万人，未上户籍的山区居民和南征留戍的军队人数还不知其数，按照西汉末年成书的《汜胜之书》记载的数据来折算，当时平均每人年消费粮食大约480市斤。
也就是说，要耕种三四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如果考虑到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通常要比中原的小麦亩产略高的话，那么要供给这块土地上的几十万人口的粮食就要种植二三百万亩。可见当时广西地区开垦的土地面积已很大，现今桂林、梧州、玉林一带的大部分，柳州、南宁、百色及河池一带的河谷肥沃之地，都已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发。
水稻及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对自然气候有着很强的依赖性，旱和涝都会直接影响收成的好坏，严重的还会造成颗粒无收。好年防荒年，人们为了妥善储藏收成后的粮食，并且留存第二年播种的谷种，以保证正常的生活与生产的需要，特别重视对粮食的储藏。在广西地区的贵港、合浦、梧州、钟山、兴安等地的汉墓中，出土了许多陶、铜或滑石制作的仓囷模型。
这些仓囷虽然形制不同，但同属干栏式建筑，下有立柱，底层架空，上层或呈圆形，或呈长方形，四面密封，只在前面开设一小门，悬山顶。干栏式建筑是当地居民流行的一种实用建筑形式的真实反映。
仓囷模型
在广西出土的铜制的仓囷模型
这类建筑是广西地区古代居民为适应当地炎热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而创造的一种具有鲜明地方民族风格的建筑形式。他们从干栏式居住建筑的经验出发，将储藏粮食的仓囷也建成干栏式，以桩柱将仓体托离地面，这种做法显然是为适应岭南多雨潮湿的气候条件，防止储存的粮食受潮和水的侵蚀而霉变。
由于仓体离地悬空，且用木板构成，具有干燥通风的特点，有利于粮食长久保存。此外，人们将仓体构成密封式，同样是为了有效地储藏粮食，防止鼠、蚁对粮食的损害。
广西地区出土的仓囷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独特，工艺精致，功能优良，说明当时的粮食储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广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商业及手工业的全面发展。